国家的神圣性、主权与国家政府切割论

Aug 02, 2017

在大众的观念中,国家往往具有神圣性。然而实际上政府作为国家的统治者,却往往趋于作恶,这便与国家的神圣性有了矛盾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一种思路是将国家与政府切割。这种思路需要引入政府的合法性问题。即,政府只是国家的统治者,并不一定具有合法性,只有具有合法性的政府才能代表国家,政府作恶会使之失去合法性,让它无法代表国家,因而无损于国家的神圣性。然而,合法性应该如何定义呢?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实际上,不如说合法性根本不存在。政府上台往往是基于既成事实(即所谓de facto),很有可能违反上台前的法律。而政府上台后的法律必然会论证该政府执政的合法性,因而几乎可以认定没有意义。既然两种法律都无法作为参考,合法性基于什么呢?另一种说法是根据国际法或惯例,可是在目前国际法是十分模棱两可的,而且难以执行。因此,我认为合法性一说难以使人信服。

按照另一种思路,我们不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承认国家没有神圣性。国家和政府难以切割,不如说它们其实是一体的。不论什么政府,作恶与否,都能够代表国家。这也就是说,国家本身就是作恶的对象。另外,不论专制国家或民主国家,国家(政府)和人民都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。我把这种理论称为国家人民斗争论。在这种理论中,国家不属于人民,人民也不必忠于国家。人民要么与国家合作(在作恶的情况下可以说勾结),要么被国家压迫,而不拥有对国家的所有权。换句话说,人民居住在国家的“集中营”中,因此归属感等爱国情感是没有必要的。

国家的神圣性的基础有多种。对于民族主义出现前的传统君主专制国家,神圣性往往不明显(除古代中国外);对于神权国家(如沙特),神圣性源于宗教的神圣性;而对于现代民族主义国家(现存国家的绝大多数),神圣性来源于民族的神圣性。另外,某些国家存在神权神圣性与民族神圣性的混合,特别是东亚国家(如古代中国与二战前日本)。对于宗教神圣性,否定是很简单的,并非讨论的重点。而民族神圣性却不是那么好否定的。区分民族的是什么呢?我认为是人类的本能:团结和自己相似的个体,识别与自己不一样的个体并与之对抗。民族不如说是一群人类个体自保(虽然有可能是想象中的)的手段。民族的凝聚力出于对自身的危机感,这种凝聚力可能使人类发展加速,也有可能危害人类发展甚至安全。因此我认为,民族是一种想象中的共同体,本身不具有神圣性。但在人民的观念中往往具有神圣性,这种观念的神圣性在潜意识中有一种自私、自恋的成分。这种观念中的神圣性,不能成为国家真正神圣性的基础。

接下来讨论人民对国家作恶的责任问题。在专制国家中,人民无法保卫自己的利益,无法阻止国家对内作恶,也无法阻止国家对外作恶,或者被洗脑,因而国家对外作恶(如侵略)的责任大部分应归于国家。在民主国家,人民能一定程度改变统治者的策略,实现与统治者的博弈。因而对内作恶往往能得到制止,但人民往往不愿阻止甚至支持对外作恶。因此,民主国家的人民对对外作恶共同具有责任,这种责任应多于专制国家的人民。在两种情况下,人民主观上都有可能趋于对外作恶。这种对外作恶趋向从何而来?我认为这是因为民族意识。人民由于民族意识识别了被作恶人民与自己的不同之处,因而潜意识中将作的恶除罪化。对自己来说可怕的罪行,若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将其施加在敌国人民上,由于国家或民族的神圣性便无所谓了。因此,国家神圣性的观念有可能把罪行神圣化。那么民众对国家的恶行有责任吗?当然是有的,虽然不管怎么说都不负主要责任。既然如此民众要为此受到惩罚吗?不用,因为如需受到惩罚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人民是清白的。民众需要为此道歉吗?民主国家的人民可能需要,专制国家的人民没有必要、也不被允许道歉。而这些民众的后代无论如何都无需道歉。至于国家(政府),作恶不如说是其常态。

最后来讨论主权的神圣性。主权的神圣性建基于如下观点:国家具有神圣性与独立性,因而国家对自己管辖区域有无上权力。鉴于国家没有神圣性,我认为主权作为国家的一部分也没有神圣性。不如说,主权是外交官与国家领导人的口头游戏,是国家恶行的一块遮羞布。如果你不信,可以想想二战的例子:你觉得,纳粹有没有处决犹太的人的权力呢?按照主权理论,当然是有的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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